特定行業的刺激政策，能給經濟系統注入活力，并讓個體的錢包鼓起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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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厚辰
編輯｜陽少
不同領域的“以舊換新”是如何展開的？
本次“以舊換新”在工業和民用領域都有所涉及，其中民用領域主要為房屋、汽車、家電。這三個領域的產能利用率都相對較低，房地產自不必多說；家電領域以冰箱為例: 繼2022年冰箱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創下了歷史新低，2023年的產能利用率也不足60%，截止到2023年末，中國家用冰箱總產能已經超過1.5億臺；而在汽車領域，據“蓋世汽車”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乘用車產能利用率僅為47.5%。
首先是房屋。作為超大額消費品，很多家庭如果不是出售自己的舊有住房，基本沒有足夠的資金可以購買新房。因此除了一定的稅費優惠外，很多城市都需要解決舊房銷售的問題。這里可以簡單分為「政府不補貼」和「政府補貼」的方式。
「政府不補貼」的方式多見于一線城市，比如上海和深圳。對于已有住房且有購房需求的人來說，政府聯合了一些房產中介機構，優先協助購房者出售舊房，再購買特定樓盤的新房，形成“賣舊買新”的合約。合約有一定的期限，如果在這個期限內沒有完成舊房的出售，則新房的購買就解約。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以管理的方式牽線搭橋，部分原因也在于一線城市的二手房并不愁賣，隨著限購政策的放松，二手房的出售概率也更高。
「政府補貼」的方式更多見于二線及以下城市。一種是政府直接收購二手房用作保障房和保租房項目（詳見《保租房越來越多，租房會更便宜嗎？》）。另一種則是對于房地產企業的補貼，在當前的房地產政策下，商業地產企業在拍下土地時，都需要配套建設一定的保障房，而今政府允許企業不建設保障房，直接收購住戶的舊房，再將新房銷售給住戶。或是房地產開發企業支付一部分資金給政府，政府再責成下屬的國有企業來收購用戶的住房，以用于保障房。
為了進一步促成交易，政府有時還會提供給購房者一定的房價優惠。但這個模式依然遭遇了不小的問題，例如在南京這輪的“以舊換新”中，可供出售的舊房都集中在主城六區，而可供購買的新房則處于樓盤不太好賣的市郊。此外，一般政府可供補貼的企業，也多以國有房地產企業為主。
再說汽車領域，核心是報廢舊車買新車，一般政策是：對個人消費者“報廢國三及以下排放標準燃油乘用車或2018年4月30日前注冊登記的新能源乘用車”，各地給予幾千元到1萬元不等的補貼，中央財政按照不同省份的富裕程度承擔40%到60%的補貼力度。除了這種補貼外，可能各地還會對二手車經銷商給予一定程度的稅收補貼。
最后是家電領域，這個更為直接，幾乎就是消費者在指定經銷商購買指定品牌，直接減免折后價格的10%，單筆最高補貼1000元。這一部分與折舊關系不大，更取決于政府的投入。公開信息顯示，長沙拿出了3900萬元，蘇州拿出了2000萬元，濟寧拿出了1100萬元。除了政府，很多企業也拿出了相應資金，例如海爾投入5000萬資金，用于旗下產品的補貼。
圖片來源：電影《寄生蟲》
“以舊換新”能拉動多少消費？
不少人會好奇， “以舊換新”能夠拉動多大的消費需求呢？
從房地產來看，現在全國的待售面積達到7.4億平方米，均價為9595元/平米。全國百城去化周期為25.3個月，如果要在未來將去化周期壓到12個月，達成去庫存的目標，可能需要消化1/3左右的現有庫存，調動資金在2.3萬億左右。
到現在為止，央行設立了專門的資金，支持地方政府以合理價格收購已建成未出售商品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資金規模3000億元，央行估計可帶動銀行貸款5000億元。
由此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數量級比較。2023年全年房地產銷售資金為11萬億，這個金額在今年1-4月下降了31.3%，而從剛剛過去的5月來看，5月17日的樓市新政沒有帶來明顯的結果，四個一線城市房屋銷量同環比齊跌，僅北京一城因供應放量成交環比微增1%。四個一線城市5月成交 164萬平方米，同環比分別下降34%和6%。實現庫存下降依然有一定的難度。
而在汽車領域，至2023年底，國三及以下排放標準燃油乘用車保有量約為1370.8萬輛，車齡超6年以上的新能源乘用車保有量約83.7萬輛，兩者加起來與中國一年品牌乘用車銷量基本相當。
根據6月初的消息表示，中央政府撥款為64.4億元用于“以舊換新”，可以用于消化120萬輛，這個政策數據的制定看上去是按總量的10%來進行的。
按照新能源汽車每筆消費補貼1萬元計算，消化1300萬輛乘用車的資金成本是1300億元，占全國公共預算支出的千分之4，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在三保資金（注：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支出）都比較困難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是否能夠拿得出補貼消費的40%，也亟待觀察。
從折扣力度來看，“以舊換新”相當于定向為一部分車主打了9折到95折。而在2024年新能源車價格戰的階段，各家降價幅度大多在1.5萬-2萬元左右，如果疊加各家車廠本身的降價策略，可能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這些效果當然需要用具體的市場數據檢驗。根據乘聯會數據，5月1日-12日，乘用車市場零售55.9萬輛，比去年同期下降9%。但新能源車相對較好，新能源車市場零售24.1萬輛，同比去年同期增長31%。到五月末，整體市場成交率仍呈下降趨勢，且成交價格也出現了下滑，有73%經銷商認為5月成交價格有所下降。
和上述兩者相比，家電領域恐怕已經不是那么重要了，家電消費也與房地產高度相關，這部分的銷量也可以關注進入夏天后的變化數據。
用未來生活的脆弱，來充實當下經濟的需要
綜上，我們可以將“以舊換新”其看作一種特殊的“轉移支付”：政府投入一部分資金，以此拉動另一部分資金進入到定向領域。政府資金起到了調節價格的作用，降低價格以推動交易，這對相關行業的企業當然是一種利好。
但在這場“定向轉移支付”的游戲中，社會依然需要進一步的資金。對于個體來說，面對住房和汽車消費，大多數人都需要借貸，而現在政策的取向是非常明顯的，進一步通過推高居民借貸維持消費。
我國的居民杠桿率經歷了快速增長的階段，從2008年底的17.9%，快速攀升到2020年底的61.7%，到現在已高達64%，直逼日本。但這樣的絕對數值參考意義不大，中國、日本和美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別為43%、55%、58%。如果按照居民債務/可支配收入這一指標，我國的居民杠桿率已經超過美國，冠絕全球。
這是一個足夠值得警惕的事情。高杠桿與高風險如影隨形，對于居民而言，控制高杠桿的風險有幾個重要的條件，一是經濟和居民收入的穩定增長，二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詳見《社保，為何越繳越多？》），三是保險體系的完善（詳見《當保險不再是確定性保障》）。三者齊頭并進，才可以在居民高杠桿下幫助居民控制風險。而在三者皆有待完善的背景下，居民加杠桿的意愿是非常低的。4月社融數據歷史性下降，居民短期貸款萎縮3518億，證明消費貸款在大幅下降，長期貸款萎縮1666億，證明房地產貸款在大幅下降。
因此，如果讓居民杠桿率再快速上漲，恐怕對經濟體系的韌性和社會的長期穩定起到不利的效果。我們實際上在用居民未來生活的脆弱，來充實當下的經濟需要。
這不僅是居民儲蓄與居民負債的此消彼長，也是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此消彼長。進入2023年以來，消費在經濟領域中一枝獨秀，旅行餐飲等在年初和各個節假日成為較有活力的經濟領域。按照官方數據，第一季度第三產業還能維持5%的增速，也可能是除了政府強力負債拉動經濟外，唯一去中心化的經濟領域。
如果將更多資金通過“以舊換新”政策投向房地產和汽車與家電的大件消費，此消彼長間，當然會壓縮第三產業的發展。大家也都明白，第三產業是就業、居民收入最基礎的蓄水池。而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已經跌到40%以下，“以舊換新”如果再將這部分的蛋糕切向中心化的政府主導領域，可能會導致社會消費萎縮的風險加劇。
存量蛋糕的分配游戲
作為消費者，如果你今年恰好有購房、買車或是更換家電的需求，那么“以舊換新”當然是一個不錯的消費窗口，尤其是在高度依賴財政補貼的汽車和家電領域，因為這一部分資金的可持續是存疑的；而作為從業者，如果你在相關領域工作，或許也能享受到政策紅利。
但在存量蛋糕切分的此消彼長中，其他行業和人群則未必有福消受。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刺激消費模式。第一種以非定向的消費券或現金發放，這筆錢如何支配由消費者決定，這樣一來未必導致居民杠桿增加，二來也可以更分散地將資源分配到全社會。
第二種方式則更具有“計劃性”。房地產、汽車、家電本都存在產能利用率不足的問題，而究其原因，恰恰是各個城市過去“計劃性”地擴充這些領域產能的結果。因此這種定向轉移支付更像是彌補另外一種浪費。
負債是現代政府的基本職能。但一般而言，政府并不定向負債，因為這涉及到公平的問題，政府的負債投放更需要保證公益性：要么非定向地為居民提供資金，要么放寬居民和企業直接從政府借貸的資金限制。
如果不是這樣，則可能會帶來公平和效率的雙重問題。假設一個人受到2016年后這波激進城市化的影響，貸款買房和買車，現在可能正承擔著債務問題，而很多在這一波進程中買房的家庭也是新市民階層，但他們無法從本次政府的補貼中獲益。能夠從政府補貼中獲益的，更可能是有改善性住房和改善性汽車消費的群體，按理說，這部分人群是不應該獲得額外財政補貼的，他們本就是城市中經濟地位較好的人群。
效率上同樣如此。將一個產能利用率不足的行業，通過短期價格補貼的方式，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些行業的生命周期。這里可以考慮兩個情況，一個是行業生命周期的總量，其向上邊際效應快速遞減，就像一個人把學科分數從30分提升到60分也許是容易的，但從60分到90分就非常困難。地產、汽車和家電這三個領域都經歷了長時間的深度發展，再希望短期拉動高速增長，以現在的投入來看，幾乎不可能；其二是這些領域都與人口數和居民收入正相關，在人口流失、居民收入增長受限的城市，短期刺激未必有很好的效果。比如，最近中心城市不斷放開限購，對二線以下城市的樓市構成了非常大的壓力，如果你恰好生活在這樣的城市，則可供觀望的時間也會更少。
如果要為合理的刺激手段勾勒一個框架，那就是維持溫和通脹，在商品和服務價格溫和上漲時，使得居民收入相應上漲。因此絕大多數經濟體才在通脹時通過“直接向居民發錢”的方式來維持這個循環。我們用計算機系統來比喻，這樣的刺激方法就像是往系統無方向地注入電子和算力，每個人都像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微小運算單元，在其局部生活中進行優化。不過有些時候，國家顯然要的不僅僅是維持經濟系統的活力，還希望可以定向地維持土地財政，維持戰略性行業的增長，在很多人看來，這些都是比提高經濟系統效率更好的事情。
當然，我們也可以不用把刺激手段想象成“理想化”的自由經濟。現代政府當然應該分配蛋糕，但蛋糕給誰，也有更多可能的方向：用于充實社會保障體系，用于減輕前幾年杠桿率過高的家庭，用于補貼新購房與新購車家庭，或者干脆用于為中小企業減稅……到底什么樣的分配方式更好，這是一個遠比“刺激行業”要復雜得多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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