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什么角度，重新上架YEEZY都是Adidas不得不走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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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Kanye West（后改名YE）的出格言論，Adidas在去年10月宣布與YE分道揚鑣，并下架了合作鞋款YEEZY。4月，Adidas在捐贈-銷毀和打折清算之間反復橫跳了半年之后，終于決定重新出售YEEZY，不過獲得收入的一部分會捐給慈善組織。日前，Adidas中國官方小程序已經上架了15款YEEZY的抽簽，新老款式都有涉及，5月26日抽簽，31日正式開賣。
無論從什么角度，重新上架YEEZY都是Adidas不得不走出的一步。
25萬和12億
Nike和Adidas利潤對比 來源：公司財報
這句話已經是美國“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的宣言 來源：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難以持續的增長
2016年，時任Gucci首席執行官的Bizzarri接受采訪時說了這樣一番話：“我想我們習慣了增長和獲利，更多的增長，更大的利潤。我不能說這是錯的，但是說到底，利潤無法穩固品牌價值。盡管品牌價值一直在流失，你的生意還是可以實現兩年、三年甚至四年的增長。到了行業內的意見領袖都認為此品牌不再有價值和影響力的一天，它就會下跌，大幅下跌，20%~25%這種程度的下跌。”
彼時，Gucci的業績正因為新任創意總監Alessandro Michele的“年輕化”措施生效而蒸蒸日上。但后來幾年，Gucci的走向與Bizzarri的預言幾乎一致——盲目追隨潮流讓Gucci失去了當初追捧自己的年輕人，也失去了品牌的核心消費者，讓本該迎來穩定增長的轉型后第五年，業績罕見掉頭下滑，時至今日仍無法止跌。
之所以將Gucci和Adidas相提并論，因為兩者的成功或多或少都歸功“人”所代表的潮流和創意，而非系統性的商業決策。尤其是，當品牌實現跨越性增長之后仍仰賴“人”的因素來刺激增長，后果是難以想象的。
直到今天，開云集團仍舊把Gucci的失速歸咎于Alessandro Michele后期設計幼稚而缺乏想象力，卻忘了把一個百億生意壓力給到單獨個人，本身就是商業決策的錯誤。
好在，Adidas新上任的首席執行官Bjørn Gulden是個罕見的直腸子，他在四季度財報電話會上的發言顯得很“渣男”。他說Adidas的利潤會恢復到10%，但不保證具體時間——“也許是2025年、2026年或2027年”。同時他承認除了YEEZY風波之外，Adidas問題出在 “產品周期管理”上——他認為Adidas“無法像Nike那樣”保持少數核心鞋型的活力和推陳出新，而只能在流行中穿梭，無法掌控潮流的起落。
Adidas經典設計并不少，休閑鞋款Stan Smith、Supertar、YEEZY和專業運動領域的NMD、Boost都曾經熱賣，但它們總是在熱門（或者翻紅）時候斷貨，而在量產之后又乏人問津。NMD系列和Ultra boost就因為技術迭代不利，沒能繼續扛住增長大旗。實際上，Adidas在2018年決定量產YEEZY之后，后者營收表現也一直不如投資者預期。對比核心鞋型并不多但總是能夠齊頭并進的Nike，Adidas經常因熱門鞋款無法接棒，業績過山車式下跌。
停售Stan Smith之后Adidas增長明顯下滑 來源：Sporting Goods Intelligence
但今天潮流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難以預測。也有人認為，拋開商業決策的失誤，或許創意的集體性匱乏才是癥結。
讓·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闡述了流行對創意的扼殺。他認為現代藝術不能稱之為藝術，因為它難以脫離任何時間點而存在，是“美學的飽和”而非歷久彌新的靈感來源。他舉例安迪·沃霍爾、杜尚等人所代表的波普藝術（Pop Culture），就是典型的代表了過去而非未來，不具有傳承價值的藝術。但波普藝術之所以流行而長盛不衰（甚至一定程度上是所有潮流品牌的祖師爺），因為他們都有一個特征：充滿易于復制和傳播的符號，而沒有可供提煉的內核——除了印在T恤上的logo之外，你能說出Supreme代表著什么嗎？
時尚界迅速走紅又落寞的logomania（符號狂熱）本質上也是創意的匱乏 來源：Fendi
換句話說，Nike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因為Nike在喬丹還未成為文化符號之前就選擇了他。以至于今天的Air Jordan可以代表一種樸實的人生信條：堅韌、勇敢和一點點的自負，雖然這些詞語已經過時，但他們至少代表了一種普世的價觀值。
一些歐洲奢侈品時裝屋品牌同理，他們在一些生活方式尚未流行之前就占據了話語權，比如周游世界的旅行。再往近一點說，Lululemon在瑜伽還是小眾愛好時就開始生產彈力褲了。
好在活了百年的Adidas，檔案庫里有足夠多的鞋款來預備將來可能的翻紅，比如最近突然又走紅的Samba鞋，原型就來自于60年代Terrace的鞋型設計。不過這雙鞋的中國營銷部門似乎不打算向消費者普及Terrace背后的英式足球文化，而是簡化為“T頭鞋”的稱呼，這當然方便它在小紅書上的二次傳播和“種草”，但對品牌與消費者之間構建文化聯系的希冀，似乎將再一次化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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